多年来，年轻从业者一直偏好大型互联网公司。随着新一轮互联网行业周期的到来，各家互联网“大厂”大规模裁员的消息纷至沓来。这多少影响了年轻人择业市场的结构。

　　“更丰厚的收入回报、个别被广为传唱的‘造富神话’，以及更开放自由的职场氛围，让从业者对互联网大厂充满向往。”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为，如今之所以感受到互联网寒冬更多是因为头部效应，领头羊的人员调整，似乎让整个行业都感受到了严寒。

　　事实上，互联网行业在2022年提供的岗位超过过去两年同期。大中型互联网公司人员规模收缩的同时，小微型互联网公司的兴起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互联网大厂似乎已不是“流淌着奶牛与蜂蜜的迦南之地”。在选择体制时，进国企、考编制成为年轻人的最优选择；切换至行业时，他们又希望从事互联网相关的行业。

　　这种冲突也体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矛盾心理：既想要诗和远方的梦想，又想要面包和牛奶的稳定。李强称，“他们最终的行动与之前的期望未必会一致。”

　　“核心之处在于选择一个跟自身职业发展路径相关的岗位。”李强建议，即使短期内受到挫折或遭遇某方面不理想，但长期来看仍鼓励大家理性分析现状，尽可能选择对自己未来职业路径发展、有所帮助的职位。

　　腾讯新闻《潜望》访谈中发现，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年轻人往往具有以下共性：不太喜欢稳定，以“螺丝钉”定位自己，注重高成长性……

　　他们或在重任与高压下艰难前行，或被解约后寻求深造的机会，或已厌倦业务频繁变化带来的疲惫。我们选取了4个互联网公司年轻人的故事，希望通过他们以观照这一群像。

　　无论大环境多么悲观，总有靠个人能力+运气扼住命运喉咙的人。

　　攒够首付后，打算回深圳买房

　　外界盛传的互联网“大厂”裁员，被家辉感知到，是他们部门突然“活水”来一批其他部门的同事。“当时有点慌。”家辉后来才知道，隔壁一个部门裁了六十多人。

　　虽然公司在裁员时都不会发放正式通知，但还是有裁员的相关数据传出：四月份裁员10%，六月份再裁10%。

　　业务压力大，也担心被裁，家辉变得有些焦虑，甚至有段时间总是失眠。“躺下完全睡不着，感觉心里慌慌的。”

　　两年前，家辉在广东读完大学，进入了小米北京总部，成为一名产品经理。

　　2019年参加大三秋招时，学习商科的他将目标锁定了互联网公司。 “不太喜欢做销售，未来也不想太过于求安稳”。

　　互联网公司中，家辉又更钟情于“大厂”。流程化的工作机制能够让新人快速成长，薪酬体系更具有竞争力，这是家辉看重的地方。

　　开始找工作时，他的简历也更多投向“大厂”在广东地区的岗位。曾面试过字节跳动的图像美化岗，也面试过京东的电商直播岗，“不是特别了解，加上兴趣并不大，面得不是特别好。”

　　拿到小米offer时，有些犹豫。当初面试时岗位设在深圳，如今却变成了北京。家辉从小在南方长大、在南方读完大学，并没有打算离开南方北上。父母也希望他能在当地找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

　　直到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疫情持续了大半年，工作机会变得特别少。”学校答辩毕业后，家辉就赶到北京办理入职。“其实也担心被解约”。

　　“那时工作确实不太好找，尤其像北京这边，还是更看重学历，我们南方人就不太看重学历。”入职后，他发现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研究生学历，而自己只有本科学历。

　　“这份工作比较难得，所以也会更珍惜一些。”入职第一年，家辉几乎每天晚上要熬到十一点多才离开公司，周六日也经常去公司加班。为节省通勤时间，他租住在步行10分钟到公司的小区。

　　“很多东西不懂，需要花时间琢磨”。刚刚到岗就被分配到一块比较大的业务，公司为压缩人员成本，以前一个小组或团队做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人做。 “每天应付完上班的事情，下班后完全不想动弹。”

　　除过房租和日常开销，他将剩余的工资购买了一些理财产品。“医疗、白酒、互联网各行各业的，我都会买一点，”他说，我还是比较珍惜本金，注意分摊风险。

　　风险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投资观念中。家辉的女友也在大厂工作，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准备教师资格和公务员考试。“学校好，学历高，”家辉希望她更稳定一些。

　　他们并不打算在北京定居。他们打算过些年回到气候条件相对更友好的深圳。相比北京，深圳的房价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家辉希望在30岁之前能够攒足首付。 “你愿意住在这个地方，你愿意花这笔钱，你也会愿意为挣这笔钱奋斗”。

　　家庭条件和目前的现状都不允许家辉和女友选择“躺平”，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如果有一天真的被裁了，家辉打算试试别的行业，“毕竟是出来打工的，老板让你走，也没有办法”他说，“大不了加入外卖骑手。”

　　进一家公司争取去核心业务核心岗

　　202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宋晨加入了字节跳动，正式成为一名“码农”。

　　就读于国内TOP级大学的他，学习信息技术相关专业。知名高校的学术背景，加上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经历，找工作对于宋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应聘了7家大公司中，6家给出了offer。

　　“一份工作对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很重要，所以最好自己亲自考察过。”宋晨毕业前曾在字节实习数月，他觉得头条更加适合自己，能有一条相对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

　　一方面，宋晨所在的中台部门是字节跳动的核心业务部门之一；另一方面，人和事情已经相对熟悉，不会有太多陌生感。

　　中台部门主要负责支持公司其他业务线，工作也相对繁忙。业务部门的目标本身就比较激进，不同的业务部门同时提需求时，技术支持同事会不由自主被裹挟着向前走。

　　“刚去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有点顶不住。”宋晨几乎是“早十晚十”的工作节奏，2021年7月份之前公司还曾实行“大小周”。

　　宋晨喜欢旅行，但仅有的周末，宋晨只能到不远的京郊徒步。“有时会走到那种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地方，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与世隔绝，终于不是一个什么时候都on call的状态了。”

　　宋晨并不太担心“裁员”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部门时而有因业务调整活水来的同事，也有刚入职的新同事。看到网络上有关互联网行业裁员的消息，宋晨的父母也会从南方打来电话关心他的职业前景。

　　在他看来， 互联网进入了稳定发展期，虽然增速相对放缓，但至少仍保持着向前走的惯性。“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发展曲线，互联网行业已经到了天花板，但至少在未来十年，互联网行业仍然算得上朝阳行业。”

　　如果“裁员”万一降落在自己头上，宋晨也会“摆正心态，坦然面对”。“坦白说大家都是螺丝钉，没有哪个螺丝钉不能被替换。”从长远来看，只能通过提高自己的业务深度和技术深度，来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当然，字节文化中的 “不设边界”，也让他和同事在工作中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地盘”外扩。“做好被安排的事情可能不太足够，”他说，要尽可能地通过自己过硬的技术，对接更多的业务，发觉更新的事情。

　　宋晨最近开始考虑买房，是因为结婚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也希望晚点考虑这个事情，对两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凭自己努力怎么可能直接在北京买房，还是需要家人资助。”宋晨计划先买个小户型，“这样也算是有个家”。

　　“清北”毕业，从事互联网行业，他感觉自己已经胜过很多人。“这波疫情过来，至少我们还能居家办公，不至于下岗。”宋晨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6月的第一天，我被通知裁员了

　　张伟并没有在约定的采访时间出现。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在微信上回复，“我被裁了”、“刚才电话通知的。”

　　接到通知的前一天，他还对即将到来的大厂生活充满期待。在网上选好了心仪的家具，特意挑选了一款当贝投影仪。他甚至还在宠物店预定了一只两万块钱的缅因猫，这对他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所有的期待，在接到通知的一刻被打回原形。2021年夏天跨专业进入百度实习并晋阶拿到正式员工的offer，如今他又是那个中国西部双非本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毅力在这个出生千禧年的年轻人身上并不缺乏。大三时听朋友说互联网公司待遇不错后，开始自学编程。“除过吃饭的时间，基本都在实验室学习，”张伟说， 他当时买了个折叠床，学累了就睡会儿，睡醒了接着学。

　　张伟强烈渴望拥有互联网公司的实习机会。半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张伟顺利通过了百度的网申，开始他在百度的实习。

　　那是一段生活上比较煎熬的日子。刚到北京借宿朋友处时，三个一米八高的男生挤在一间7平方米的卧室里，拥挤加上炎热，每个夜晚都难以入眠；后来找到合租房间，没住多久却被房东毁约要求在三天之内必须搬走。

　　当然，工作也没那么顺利。作为互联网流水线上的一员，他曾因为给出的技术规范不够清楚而耽误了工期，从而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度。“想着问别人，但问别人的话，又担心别人觉得你不行，有时候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

　　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遇到了职场PUA。“他们的节奏一般是，先否定你的能力和产出，说你这不行那不行，然后让你对自己产生质疑。”张伟回忆，“冷落你一段时间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继续否定你，循环往复。”

　　“有段时间每天晚上十一二点仍然不敢回家，总害怕出问题。”张伟也曾自我反思，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是不是自己不够勤奋？“时间长了，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PUA了。”

　　如今，他必须对接下来的工作生活进行重新规划——工作还是考研？考公务员亦或是创业？

　　张伟先是一股脑儿地投简历。“我现在的原则就是都投，谁给面的机会就面，面上面不上再说。”十几天过去，简历几乎石沉大海。

　　大公司针对应届生的秋招和春招早已结束，甚至像百度即使启动了春招但并没有释放什么岗位；个别小公司即使安排了面试，也并没有下文。

　　此次被裁的经历，他认识到学历仍然是一个门槛。据他所知，所在的部门的此次裁员，基本涉及的都是本科学历，研究生可以选择转岗。他觉得自己就像小虾米，是大鱼吃小鱼游戏里的牺牲品。

　　“能力比学历更重要”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张伟看来，一旦发生诸如招聘或裁员此类事情，大家都符合要求的情况下，选择谁一目了然。“你能力强，并不意味着别人能力就弱；相反，高学历或双一流背景的人，能力往往也不弱”。

　　“无论是到哪里，只要裁员没结束，我们都干不长久；可能这次运气好过去了，但稍微一有风吹草动，裁的还是你。”他说，“现在我也只能走考研这条路。”

　　百度实习时，同事的一辆杜卡迪Diavel让他非常艳羡。这段时间他考取了摩托车驾驶证，准备好入职后先买一辆摩托车代步，工作几年有积蓄后再换成14万左右的凯旋巡航摩托车。“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网易三年，因无法感知进步主动辞职

　　刘涵辞职了。虽然团队leader再三挽留，刘涵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可能我不能靠营收驱动，要靠理想驱动。”刘涵希望在工作中获得更多成长与进步。

　　三年前，刘涵入职网易有道教培部门。当时的教育行业如日中天，加之互联网行业正盛，刘涵希望在“有道”这样集互联网与教育为一身的平台大显身手。

　　2019年，刘涵在香港完成研究生教育。她也曾在好未来实习，做过外事人力资源岗，在国际学校当过教师。

　　有道的工作经历颠覆了互联网公司在她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卷”、“经常的加班”、“熬夜”……

　　相反，刘涵感受到的是相对“轻松”、“友好”的氛围。“比较简单，大家就是把手头的活干好，”她说，虽然也会看到周围团队乌烟瘴气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教培是她喜欢的工作内容。“人要做自己专业内和自己热爱的事情。”这不仅有助于自我的持续成长和积累，同时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才有可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可能有人进入团队是为了赚这份钱，很多时候会不开心，但我是喜欢做这件事的。”上班时，她会做教培相关内容，如果不上班，她也会关注这些内容。

　　2021年7月，教培行业地震，有道也随之转型，将业务聚焦在“智能学习硬件、素质教育、成人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等四大业务。

　　随着公司业务方向的转型，组织架构也发生调整。刘涵被调整至素质教育相关团队进行内部创业。“表面上安了个名，但项目没做起来之前并没有太多的用。”

　　网易似乎在一个项目发展壮大之前不会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完全靠自己挣扎。”她说，“挣扎出一些起色，给你一些钱；再挣扎出一些起色，再给你一些钱。”

　　刘涵也经常被这一问题困扰。“公司的价值观是为用户创造价值，你会逐渐发现，你必须在产品的精细化程度与投入当中寻求平衡点。”

　　更大的困扰在于，初创团队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摸索，不断试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对的，很多努力都看不到。”这也是她为何离开有道的重要原因。

　　刘涵并不打算立即开始下一份工作。她想回到从小学习生活的成都过段时间，甚至更倾向于留在成都工作生活。

　　当然，她也似乎很难在北京与成都两座城市之间作出选择。北京工作生活压力大，但人际关系比较疏离，没有什么人管，相对比较自由；成都安逸闲适，但到处都是熟人圈，大家会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去评判周围人。

　　“你总会面对压力，”刘涵说，“如果不能适应，我就再回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涵、张伟、家辉、宋晨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