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乾德六年官样印模

　　 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烧制贡瓷的瓷窑有浙江越窑、龙泉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邓窑（内乡大窑店窑）、陕西耀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等。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瓷业发达，窑场众多，从现已发现的实物来看，邛窑、磁峰窑、广元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瓷窑都取得了很高的制瓷成就，产品制作精良，并具有显著的特色。那么，它们是否曾为当时的官府和朝廷烧制贡瓷呢？

　　 四川古代瓷窑是否曾烧制贡瓷，在古代文献中无相关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唐衡铨著《唐氏肆考》言：“蜀王建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清代朱琰《陶说﹒古窑考》云：“按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有学者据此认为四川邛窑在五代时曾烧制镶金棱边的“秘色瓷”贡献给中原王朝（参见陈丽琼：《试谈重庆、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古代陶瓷研究》第35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又言“在重庆博物馆中有一件秘色瓷碗，从工艺特点来上看属于成都青羊宫窑产品”（见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第48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有民间古陶瓷研究者也持类似观点，“在多次亲眼见过四川出土的玉质感特强的‘艾色’瓷片之后，我深信，四川当时确实能烧制出“秘色瓷”（张天琚：《古代四川青瓷及其收藏》，《收藏界》2005年第3期）。

　　 据《全唐文》卷一二九前蜀皇帝王建《答梁主书》原文为：“右件鞍马，及腰带、甲胄、枪剑、麝脐、琥珀、玳瑁、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雕鞍撼玉，坚甲烁金，十围希世之珍，六辔绝尘之用，枪森蛇杆，剑耀龙锋，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上药非蜀都所纪，名香从外国称奇。远有珍华，并由惠好，顾酬谢而增愧，仰渥泽以难胜，捧阅品名，实惭祗受”（见董诰等编：《全唐文》第2册第77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由此可知，金棱秘色瓷等物是梁国皇帝朱温“赐贶”给前蜀皇帝王建，而非王建报朱梁的信物。唐衡铨所著《唐氏肆考》、朱琰所著《陶说》，在征引文献时，将谢物信书误为报信物书，以致宾主关系颠倒。这一错误，董其祥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所撰的《秘色瓷考辨兼论蜀窑秘色瓷》一文中已经指出（参见《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 , 1988年），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的研究者在热爱家乡情节的主导下，将清代唐、朱二人的错误进一步加以引申、附会，进而得出了四川邛窑曾经烧制秘色瓷的观点。

　　 虽然古代文献中没有四川瓷窑烧制贡瓷的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带铭文的印模和实物，以及一些官样造型的陈设器，却可以证明四川古代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

　　 一、邛窑贡瓷

　　 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邛窑遗址曾先后出土过2件刻有“官样”铭文的印模。

　　 1.1986年在邛崃十方堂窑址发掘中，出土一件盒盖模（外模）。半圆形，外拱内凹。直径8.8厘米，高3.5厘米。凹面的主体图案为莲瓣、葵瓣、菊瓣纹，以联珠、草叶纹相衬。拱面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官样，杨全记用”十四字铭文（见陈显双：《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第198——199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图3之8）。

　　 2.1993年在邛崃市邛窑唐代民居建筑遗址出土一件莲花纹盘印模（内模）。印模直径13厘米，厚3.3厘米。印模背面有深浅不一的不规则圆形气孔，应是烧制时的防裂气孔。印模正面的壁为五瓣花口，模面中心雕刻排列规整的莲子（共40粒），莲子外刻一圈凹弦纹，弦纹外刻一周花蕊（图1）。印模背面阴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十五字环读铭文（图2）（参见李子军：《邛崃市发现纪年铭文印模》，《成都文物》1996年第1期）。

　　 图2、印模铭文拓片

　　 图3邛窑窑址出土的印模(据《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整理)

　　 据考，历史上曾有两个“乾德”年号，一为五代前蜀时期王建之子王衍即位时所用的第一个年号，连用六年（919——924年）;一为北宋赵匡胤称帝后用的第二个年号，共用四年（963——968年）。因此，这两件印模的年代应是五代前蜀王衍时期的乾德六年。

　　 这两件印模的发现，说明邛窑在五代时曾为皇室烧造贡瓷。以这两件印模为标准，可以判定邛窑窑址中出土的同类模具也应是烧制官样贡瓷时使用的模具，进而可以识别出一大批邛窑官样贡瓷（图3）。邛窑贡瓷有碗、盘、粉盒、香炉、俑（包括佛像、胡人、武士）、盏托、杯等，其中碗、盘、盏托、杯、粉盒等器物均为仿金银器的造型，与同时期的浙江越窑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图4——图8）。釉色有青釉、三彩两大类。器物上多有印花、刻划花或贴塑装饰。印花题材丰富，动物纹有龙、凤、鸟、鹦鹉、鱼、虎、蝴蝶、人物、飞天、佛像、兽面;植物纹有莲花、芙蓉、牡丹、卷草等。

　　 图4邛窑窑址出土的模印器物(据《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整理)

　　 图5五代邛窑青釉印花莲纹盘(张天琚供图)

　　 图6五代邛窑青釉印花凤纹粉盒

　　 图7五代邛窑绿釉印花飞天纹粉盒(胡维忠藏)

　　 此外，邛窑产品有部分器物，如省油灯、瓜楞水盂、瓜楞小罐、执壶、水注、水洗、砚台、净瓶、刻花彩绘大盆、梅瓶、葫芦瓶、海棠杯、葵口碗、雕塑狮子等，制作精美，釉质肥润，釉色有乳浊绿釉、青釉和三彩(有的为三彩中的单色绿釉、黄釉)，器物上多有釉斑、彩绘、刻划或贴塑、雕塑等装饰(图9～图11)。这些器物虽然无相应的印模或铭文可以直接证明它们是贡瓷，但从制作质量来看，其中应有一部分是邛窑贡瓷。

　　 图12

　　 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出土的随葬瓷器，有大盆1件、四系罐2件、六系罐1件，碗2件，绿釉灯台2件，依发掘报告所述，四耳罐、六耳罐、碗是成都琉璃厂产品，绿釉灯台为邛窑产品(图12)(参见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63～65页，文物出版社，1964年)。五代后蜀重臣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张虔钊墓出土的瓷器，有四系罐4件、碗2件，从考古发掘报告的描述及附图看，全部应是邛窑产品(参见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第3期)。尽管这两座墓中出土的瓷器，与以上依据印模识别出来的官样贡瓷，在器类和制作质量上存在差别，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非邛窑中的精品，但它们出土于当时的皇帝和王公大臣这样高级别的墓葬中，并且全部都是邛窑产品，说明邛窑在五代时期是前蜀和后蜀皇宫和官府用瓷的主要烧造者。

　　 二、广元窑贡瓷

　　 广元窑在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1930年出版的《重修广元县志稿﹒陶瓷业》中才提到县北磁陶堡有陶瓷遗存，推测其年代为明代。苏轼曾写过一首题名为《送南屏谦师》的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有观点认为：“东坡这首诗，历来都认为是咏建窑的。但广元窑与建窑有同样的兔毫和鹧鸪斑两点特征，而鹅儿黄酒又是四川特产，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是咏的广元窑，则广元窑为世所珍，当自宋就开始了。”（见雷喻义主编：《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00年 ）此说显然很牵强的，缺乏事实的依据。

　　 虽然广元窑是否烧制贡瓷，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广元窑瓷器却为我们提供了肯定的实物证据。

　　 1.广元窑黑釉 口盏。口径10.9厘米，高6.7厘米，底径3.6厘米。斜腹、敛口，饼足中心微下凹，形成浅圈足。盏内壁及外壁上半部施黑釉，底足及外壁下半部近底处无釉，露出黑色化妆土。从底足可见胎质较粗含有细砂粒。圈足内刻楷书“供”字款，字体笔画流畅，应是在胎体未完全干透时所刻（图13、图14）。

　　 图13

　　 图14

　　 据目前的资料，在瓷器上刻写“供”字款的瓷窑还有越窑。据林士民著《青瓷与越窑》一书，越窑北宋时期的铭文“贡(瓷)窑类有贡、内等”，并附有一件刻划双蝴蝶纹“供”字款盘标本的图片(图15)。(林士民：《青瓷与越窑》第233、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9年)。又据林士民《越窑青瓷铭文器的研究》一文，在上林湖后施岙窑址曾出土刻有“供”字款的圈足碗底(见《浙东文化》1998年第1期)。据童兆良《上林越器单字款》一文统计，越窑出土刻“供”字款器物的窑址有马家滩、燕子窠、后施岙等多处(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此外在民间收藏的实物标本中，也见有外底圈足中心刻“供”字款的盘标本(图16)。

　　 图15

　　 图16

　　 广元窑和越窑瓷器上的“供”字款，与建窑黑釉盏上刻写的“供御”或“進琖”铭文具有相同的意义，其目的都是为了标明此类器物是专门供给皇帝和宫廷使用的贡瓷。据蔡京的《太清楼特燕记》载，宋徽宗曾用建窑兔毫盏款待群臣，在宴会上“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军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建溪毫盏，即建窑兔毫盏。

　　 2.广元窑瓷器中的玉壶春瓶（汝窑、官窑中的类似造型有学者称为“鹅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橄榄式贯耳瓶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同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等著名瓷窑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与龙泉窑的器形尤为相似（图17,说明：1.南宋龙泉窑三足鼎式炉2.南宋龙泉窑贯耳瓶3.南宋龙泉窑觯式瓶4.南宋官窑胆式瓶5.南宋官窑鹅颈瓶6.南宋官窑直颈瓶7.宋代汝窑细颈瓶8.宋代汝窑鹅颈瓶9.宋代哥窑胆式瓶10.宋代哥窑三足鼎式炉11.宋代哥窑贯耳瓶12.金代钧窑胆式瓶）。这个几个瓷窑在宋代都具有贡窑或官窑的性质，广元窑与它们的某些产品在造型上的相似性，除却时代共性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它们都是在按宫廷的要求烧制贡瓷，所以产品的形制必须要符合皇帝和上层贵族的审美标准。广元窑这些造型的器物，除有黑釉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绿釉和黄釉产品，器物造型优美，产品质量很高，属于广元窑中的高档产品（图18——图23）。广元窑黑瓷中有兔毫、玳瑁等装饰品种，其中黑釉兔毫盏在形制、底足和釉色等方面几乎与建窑黑釉兔毫盏完全一致，并且制作质量毫不逊色（图24）。因此，广元窑的这些器物，作为贡瓷进献给宋代宫廷使用是完全可能的。

　　 三、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烧制贡瓷的可能性

　　 除广元窑外，宋代四川地区烧制高质量瓷器的瓷窑还有磁峰窑、金风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它们的产品中也有鼓腹长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花口瓶、梅瓶等符合宋代贡瓷造型特征的器物。就产品质量而言，以磁峰窑白瓷、清溪乳浊釉瓷最为精良，最有可能烧制贡瓷。

　　 图25

　　 图26

　　 图27

　　 图28

　　 磁峰窑白瓷中的觯式瓶和刻花香炉，釉色洁白，修胎精细，可与北方定窑媲美(图25)。清溪窑中的乳浊釉觯式瓶、胆瓶、花口瓶、梅瓶、碗等精品，造型优美，釉色与制作质量丝毫不输北方钧窑瓷器(图26～图28)。虽然目前尚无相关文献资料或可靠的器物铭文证明这两个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但从其形制特征和产品质量分析，它们完全符合宋代贡瓷的标准。因而，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曾经为朝廷烧制贡瓷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观点，目前只是一种假说，有赖将来发现可靠的刻写有相关铭文的实物予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