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综合报道】1月4日,《温州都市报》刊登了一个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讲述了他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窗口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告诉他,网络和电话订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络上被抢光了,没有票剩下来给窗口。
黄庆红在温州一家五金厂开车,厂里40多个工友都不会弄电脑。老板同情他们,帮他们上网买票,结果他弄了半天,也弄不起来,不是进不去,就是没票了。
黄庆红说,“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磨。今年我们想要这样的折磨,也没有了。”
黄庆红感慨地说,前几年,春运买票只要排队就行,来得早就有机会,拼的是体力,所以自己都是凌晨过来排队。今年不一样,弄了个网络购票,对农民工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对我们这些一天从早干到晚的人来说,哪有时间去学电脑,哪里买得起电脑呢?”
黄庆红写给铁道部的这封信在社会中引起广泛争议。有网友指出,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对于熟悉流程的购票人来说,十分轻松、方便,但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许多农民工不会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增加了许多。在售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从而造成农民工购票的困难。
但也有网友指出,春运票难买的问题根源是短期内突增的需求与座位数量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网络订票的错。不懂电脑的人是不方便操作,可网络购票也方便了几亿网民。
附信件内容
铁道部领导:
我叫黄庆红,今年37岁,是重庆市彭水人,来温州打工十几年了。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你,我想这辈子也没资格和你见面,可我有很多话想说。所以我写了一封信,但我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后来我想到了新闻,就托报社的记者捎上这封信,
我今天是第四次来火车站买票了,想碰一下运气,但票还是没有。窗口的工作人员每次跟我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络上被抢光了,没有票剩下来给窗口。
我晓得,铁道部的初忠(衷)是希望不要人挤人排队在窗口,所以搞了这个东西。现在,窗口的队伍确实短了,你们的压力也轻了,可以早点下班回家吃饭了。但对我们来说,原来通宵排队,还总有一点希望存在,现在,什么都没了。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真想骂一声狗屁的铁道部!
我在温州郊区的一家五金厂开车,厂里40多个工友都不会弄电脑。老板同情我们,帮我们上网买票,结果他弄了半天,也弄不起来,不是进不去,就是没票了。老板说,就算有票了,还得开通啥子网银。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白领,哪会开通这个,这不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吗?
铁道部的领导,你们可以天天上网,要啥子买啥子,但我们不能啊,我们每天要为吃饭发愁。
我们又打那个订票电话。大家干活时一有空就打,下班吃饭时也打,却总是打不进去。40多个工友只有一个人打了好几天才打通,买到了一张去江西的票。那个工友开心得要命,我们都很眼红。买车票真像摸彩票啊。
前几年,春运买票只要排队就行,来得早就有机会,拼的是体力,所以我都是凌晨过来排队。今年不一样,弄了个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了。你们会说:“那很简单,你们把电脑学起来嘛!”可是对我们这些一天从早干到晚的人来说,哪有这个时间去学电脑,哪里买的(得)起电脑呢?
来温州十几年,我都是隔一年回家一次,春运买票实在太痛苦了。去年我没回家,在这里没亲人,大年三十只能打电话听家里人讲几句。今年,我真的想回去。我的老婆已经提前一个月回老家了,当时就怕春运买不到票。家里60多岁的老父、老母也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我女儿今年6岁了,好久没见到,不知道有没有长高了,学会了几个字。回家的火车票190元一张,汽车票560元一张。我不想坐汽车,贵了好几百块钱呢,我平时都舍不得给女儿花钱,要是省下来的这钱给女儿花多好啊。
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魔(磨)。今年我们想要这个样的折魔(磨),也没有了。
你们待在空调房里,坐在沙发上,抽抽烟、喝喝茶,弄出个什么网络购票,你们有想过我们的生活吗,你们有体会过买票的痛苦吗?我们连想站几十个小时回家的票都没有,我们只有一肚子冤(怨)气,却没地方去发。
2012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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