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原创者赵建文：我错过的190亿美元

　　不久前，Facebook用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把“微信类”应用的热潮炒到了巅峰，而在微信的推动下，腾讯的市值从500亿美元，一度突破了1500亿美元!在这个背景下，赵建文的故事更显失意：据赵提供的资料，可以查询到他早在2006年便提交了类似于“微信”的专利方案，但创业数年，这个优秀创意终未能落地。是因为这个创意太超前还是资本太势利?是因为我们的创业环境不成熟还是创业者的不够“接地气”?

　　事实上，创意，从来不是创业的全部——创业者不能被理想化的诗意宠坏。

　　IT狂人

　　“没信仰的人最终会给有信仰的人打工!”

　　2005年我辞职创业时，就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身上只有一两万块钱，没有找到投资人，也没有创业团队。我坚信自己会让中国互联网界翻天覆地。

　　我有资格这么说。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IT人士，我是“第九城市”前身——主旗新科技公司最早的一批员工之一，负责技术团队和项目研发的经理。当时我们运营的“凯利邮局”，是华东地区最早也最大的邮件系统。我记得“凯利聊天室”异常火爆，还做过中国最早的互动式知识问答系统“凯利灵通”。虽然只是区域性的热门产品，但在那个拔号上网的年代，哪怕是网易的邮箱、新浪的博客也不能动摇凯利在上海老网民心中的地位。

　　我后来也成为了第一批IT创业者——我接手了凯利网的运营。而在创业期间，为给凯利寻找出路，我又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创意：一个可以用手机号码注册，导入通讯录，并免费发送短信的手机软件。

　　看来很眼熟吧?没错，就是今天炙手可热的“微信类”应用。我有自信说，我是最早有此想法的人。

　　这个创意冒头时，我还在“兼职创业”状态，同时开始混迹投资圈。我在为自己某一天能独当一面做准备，给人一辈子打工，真的是太埋没自己了。

　　当时以聚集商务人脉、投资资源为卖点的商务交际网站“聚网”非常火爆，每次线下活动都会秀一些新项目，只要哪次活动对我的创意有帮助，我必到，哪怕是在北京召开，我也会乘火车过去参加。反复对比那些仍以当时主流的Fee WAP网站为主的“新”项目，我越发觉得自己的创意将会开创新时代：Fee WAP网站认定手机浏览器是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我却认为手机通讯录软件，才是移动互联网真正的入口!

　　——这让我几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但我当时只是一个公司职员，既无充足人脉、也没有资金，要如何把创意变现呢?我需要一个伯乐。

　　我开始大撒网，推销自己的创意：找自己公司的老板，找朋友牵线约见一些投资人，甚至借应聘一些职位面见那些公司的高层，在聚网的活动上洒名片……两年下来，我手里积攒的创业者和VC的名片有好几百张，在精心过滤掉一些竞争对手的投资方之后，我几乎给所有的潜在投资者都打过电话或发过邮件，告诉他们我正在做一个“开创未来手机门户”的项目。

　　在那个谁也没意识到“微信”商机的年代，伯乐如此难寻!从投资人审视我的眼神中，从他们客套的笑容中，我能读懂质疑和拒绝：“你这是与运营商抢生意，能有出路?”“你这创意即使做出产品，火了，被大公司一复制，立马玩完”……

　　我为这些投资人的短视、犹豫和胆小而焦虑，包括后来我想给创意申请海外PCT专利，他们也不肯投，他们为什么就只看着我的短处，只看着当下，不能想想这个创意的前景，不敢与大公司一战呢?我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传教者，“布道”之路一路荆棘。

　　不过投资人的一些观点也有点道理，如果我的点子被大公司盯上，那就没得玩了。这种焦虑和紧迫感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想到以前读《为学》：蜀之鄙有二僧，贫者对富者说“吾之去往南海，一瓶一钵足矣!”我就是那个赤脚的和尚，没有钱但有信心和毅力，我当然也能去到“南海”!

　　所以，我辞职了。我试图说服朋友们和我一起创业，只要赌成功了，我们就是未来的首富!朋友们笑我是“疯子”，能给的最大帮助仅限于兼职帮我做开发。

　　没有伯乐，没有伙伴，我独自上路了。我相信，“没信仰的人最终会给有信仰的人打工!”

　　孙正义式传奇

　　“我把自己看作孤胆英雄，我坚信，资源一到位，我就能把事情做成。”

　　我面对的最现实和最大的压力就是没钱开发我的创意。

　　我辞职后，首先创立了上海明容网络有限公司，主要运营凯利网。当时，我身边仅剩下辞职后的一个月工资，便在张杨路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租了几个座位，十来个员工全是朋友兼职。说得好听点叫“虚拟办公”，说得难听点就是“皮包公司”。

　　即使拮据，我也不愿向家人借钱，也不愿意拖欠来帮忙的朋友的工资——我想争一口气，证明我可以凭自身的能力拿下“第一桶金”。

　　我最早的创业计划是重振凯利网，开发web2.0。风靡一时的凯利网没挨过2004年“互联网的冬天”，随着主旗公司的转型被关闭了。于是我与九城协议，先重建凯利网，等人气起来了就引进投资。2006年，“凯利网回归”的消息一发出，很多老网民都回来“串门”，一些海外的网友还特意发帖子表示感谢。

　　我很开心，认定自己正在做一件双赢的事业。但凯利经由关闭再开放，人气大不如前，这条路并不顺利。

　　身边的钱很快花完，为了抵抗焦虑，我看了很多企业家的传记，也了解了他们是怎么获得“第一桶金”的。但那些创业故事，于我就像神话一样：陈天桥在1999年时炒股，赚到第一桶金;朱骏在美国炒房地产，赚到25万美元……

　　后来读到孙正义的创业故事——他也是白手起家，找朋友帮忙，自己做了一个专利产品卖给了大企业，用这笔钱创业。从这个故事里，我仿佛看见了自己。我不也有个“微信创意”吗?但我不会卖专利，而要靠专利吸引投资开发产品。于是我埋头把“微信创意”整理出来，专利说明有40多页。

　　2008年时，我的专利已向社会公布，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卡在专利局的流程中，一直没有给我最终授权。自从专利公布之后，我回家一打开邮箱，塞得满满的都是“专利合作”、“专利开发”的邮件，我满心欢喜地打电话过去，发现全是骗钱的。

　　我想拿着专利去打动投资人，谁知一提专利，对方更不耐烦了：“一听专利我就烦，有专利的人我见得多了，都不靠谱!你不如赶紧把产品做出来，赶紧做推广啊!”我哭笑不得：“就是没钱才想靠专利找投资来做产品啊!”这简直是个死循环。

　　也许专利吸引投资这条路，只能在日本、在美国才走得通吧!

　　而回过头来，这几年互联网行业早已物是人非，网民们对凯利“只是怀念”——这时新浪和百度[微博]的门户、社区纷纷崛起，聊天室也已经被QQ群取代。有人留言说：“怀念凯利网，但我现在的朋友都在新浪啦。”

　　凯利网逐渐变成了公司的包袱。但看着少数留守网友的支持，我又舍不得再一次关掉它。凯利网是我的“社会责任”，至少它能证明我还是干了一些事情吧。

　　不知不觉到了2009年，整个互联网行业开始回暖，我还是没能迈出通向成功的关键一步。但行业突然就“有钱”了。很多热钱进入，一些“回钱快”的项目受到青睐。钱生钱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我身边的一些IT界人士，就这样拿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创业。他们租下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雇好团队，然后找到投资人坐下来谈生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而兜兜转转，我到底干成了什么?

　　假想敌腾讯

　　“我希望第一轮有数百万美金的资金进入，一口气让中国互联网翻天覆地。这才是我的创意应有的玩法。”

　　其实，我还是有机会拿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是我自己不要。

　　在2007年，我的“虚拟办公”团队日夜写代码，终究完成了手机即时通信产品，我给它取名为“凯聊”(后来改名为Caca)，希望它能与凯利品牌互为突破。产品的版本可以在诺基亚[微博]的几款手机上运行，我和朋友用手机来试验，从WAP网站上下载产品安装之后，就可以互相发送免费的短消息，当时这个产品还能支持简单的“忙碌”、“离开”等状态。

　　我的创意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我有不少来帮忙的朋友也认可了我的创意，开始全职到我的公司上班。创业之路似乎一下子明朗起来。投资人方面接连传来好消息。一些天使投资人表示他们愿意提供50万元~100万元的资金，还有一些人愿意投出300万元，但就要求大量控股。

　　——第一轮就被控股，以后还怎么玩呢?

　　在我的构想中，我们可以通过细分市场，挑战移动、联通这样的运营商，或是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就如同之前投资人的担忧，我们的创意容易被复制，所以产品一旦面世，就需要大资金砸出一个大市场，让这些大公司措手不及。

　　终于占据“优势”的我也开始一再审视那些投资者。我是以“与腾讯对抗”的要求来挑选合作伙伴的。我拿着自己修改多次的商业计划书，对投资人说，A 轮投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300万~1000万美金这样的资金进入，我们可以一口气让中国互联网翻天覆地。这才是我的创意应有的玩法。

　　终于，有一家投行响应了我的“雄心”。我欣喜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场以弱胜强的决战终于拉开了帷幕。

　　投行的建议是，等产品更完善后再注资进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把好消息带回公司，让同事和朋友们加紧开发。人员不够，我到处找帮手。但是，诺基亚S60使用的塞班系统，开发产品实在不像如今的苹果IOS系统和安卓系统一样便捷。

　　开发速度太慢，而这一慢，就拖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随着报纸上萧条报道的日渐频繁，环境变化简直如排山倒海一般扑面而来。身边朋友接连失业，企业纷纷收缩战线，投资迅速冷却，我捧着一个被投资人赞赏的产品，却没人拿得出钱来让它轰动市场了。

　　我不得不开始向朋友借钱以维持公司，又想办法做外包业务以维持生计。但我们没有固定的外包客户，只能通过朋友接一些几十万元的小单。但哪怕连这样的小单都得抢着做，这些单子通常要得急，利润还很低，做起来非常辛苦。

　　等咬牙挺到了经济回暖，我已精疲力竭。而如今，苹果IOS系统和安卓系统的技术替代了塞班，我的创意也变成了一个“老”创意：“这么多年都没做起来，现在能做起来吗?”然后还是那个魔咒：你的想法，别人一听到，一复制，你就Game Over(游戏结束)了。

　　2010年，加拿大的Kik应用开始风靡全球，雷军[微博]的米聊、盛大的Kiki、腾讯的微信接连出炉……我的游戏真的结束了。

　　2011年，我拿到了专利的正式授权，有点啼笑皆非。这张纸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想重拾旧梦，但是投资商一提到互联网巨头，便谈虎色变。朋友建议，要么就学周鸿祎[微博]，靠打专利官司来“维权”;要么就卖掉算了。有律师劝我说：“你这个专利想要估值都没个权威，别说打官司了。不如趁着这几年这类产品火，赶紧把专利卖了吧。”

　　腾讯的微信开始俯冲市场，我连战场的边都没摸上。几经辗转，我的专利最终转让给了我计划中最大的对手，腾讯。

　　至少，拿到这笔专利转让费，我把当初借朋友的钱连本带利都还了，他们中有的人不了解情况，还挺为我开心的。如今，微信类应用果然颠覆了时代，只是所有的光荣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记者手记：

　　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的专利库里，现在仍能查询到赵建文在2006年申请的专利《一种基于或囊括手机电话本的即时通讯方法和系统》。这也许能证明他确是最早有“微信创意”的人。记者也采访了一些业内的技术人士，在他们看来，专利只是一个“解决方案”，方案与产品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

　　与记者通过Skype交流的时候，创业数年的赵建文自己也很矛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幸运”，“我的判断是准确的、超前的”，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专利“从来没能受到保障”;一方面他为自己的创业勇气而自豪，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是在用“做一个常人做不成的事，一个完全超出自己能力的事”的勇气在创业。

　　好的产品来自好的创意，但创业者需要解决更多现实的问题。希望凭激情撬动资源，又让感情在项目抉择中占据上风，还寄望于用投资“病毒式铺开，毕其功于一役”……未免过于理想。

　　转让专利之后，赵建文重回职场，又去了美国读MBA。“怎么看待过去的自己?”记者问。

　　赵建文说：“创业就是闯江湖，江湖本来就是很险的。而我想学刘邦，只有三尺剑，就想取天下……”想了想他又说，“我的不少朋友都有不错的创意，但他们为了还房贷，不敢出来拼一把。我和他们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