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不决定于货币供应量
盛松成认为,从全球范围看,货币与房价上涨并不总保持一致。首先,两者的涨幅差异很大。他指出,近十年,我国M2和房价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但由于我国住房商品化时间还不长,还未经历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周期,因此不能从表象判断我国房价上涨由M2高增长导致。而事实上,我国M2与房价也会出现背离。“我国房价上涨最快的时期,并不是M2增速最高的时期。从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看,我国房价涨幅超过10%的年份是2004年(10.3%)和2007年(10.4%)。而2004年M2增长14.6%,比上年回落5个百分点;2007年M2增长16.7%,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盛松成说。
此外,全国范围内货币完全自由流通,但各个区域的房价涨幅不尽相同。近年来,我国大部分中小城市房价平稳,而部分大城市(并非全部大城市)房价涨幅较大。而同样是大城市,房价涨幅也可能相差很大。他举例说,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在全国(大陆31个省市)排名前两位,但两者的上涨周期不完全相同。北京房价涨幅较高的年份是2005、2006、2007和2010年,上海房价则在2003和2009年涨幅较高。上海房价上涨的年份,我国M2增速较高,而北京房价上涨的年份恰好是M2增速小幅回落的年份。
再者,各区域的房价涨幅与区域存款增长速度也不完全一致。2005-2011年,我国本外币存款年均增速排名前三位省区是青海(24.7%)、内蒙古(24.6%)、西藏(24.3%),而同期这三个省区的房价上涨幅度在全国处于偏低水平。而同期,我国房价上涨幅度最高的三个省市分别是海南(20.6%)、北京(18.8%)、浙江(17.9%),而同期这三个省市存款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1.4%、17.7%、19.3%,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盛松成指出:“这些都表明,房价并不决定于货币供应量,而决定于房地产供求关系。”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同时考虑经济增长与稳定物价,而针对房价采取的是结构性信贷政策。2010-2012年,央行运用了相同的结构性信贷政策调控房价,但由于这几年的物价和经济运行情况有所不同,因此货币政策的取向也不相同。
货币政策目标仍是稳定价格总水平
除房地产价格外,市场中广为流传的“货币超发论”将包括石油、黄金等很多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都归因于货币供应的增加。盛松成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单一商品价格与价格总水平的决定因素。单一商品的价格取决于该商品的供需状况,而货币供给影响的是价格总水平。他称,可以把单一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与通胀率相等的是货币因素,而超出通胀率的部分则是非货币因素。当某一商品价格的涨幅远高于通胀率时,货币总量的调节对该商品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
盛松成称,2007年末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银行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通胀率,央行开始监测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也更强调与宏观审慎措施相协调。从近年来央行实践看,各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更多的是“关注”,货币政策更重要的目标依然是价格总水平。
他坦言,货币是商品的计价、交易手段,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可能引起商品的货币价格上升,也就是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货币本身并不产生投机,而只是投机活动使用的交易工具。稳定的货币供给可能会抑制投机的发展,但不能避免投机的产生。”盛松成强调。
他指出,衡量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而不是任何一种特定商品价格的高低。“当物价总水平并不很高而某一商品价格的涨幅较大时,紧缩货币未必能抑制该商品的价格,反而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伤害实体经济,因为紧缩货币会抑制总需求,而不能直接抑制对某一商品的需求。结果可能是,该商品的需求并未减少,而总需求却下降了。”
他同时解释说,我国的货币供应尽管保持较高增速,但与社会交易需求是基本一致的。我国的社会交易需求迅速扩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货币化进程加快、住宅商品化、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等导致我国商品交易量增加。同时,由于我国国民储蓄率高、直接融资占比低、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等原因,货币的周转效率下降,即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降低,于是相同的名义商品交易量,需要更多的货币。(上海证券报)
相关财富 |
新闻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