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余姝通讯员 周阳 梁馨 杨青林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逃离北上广，今年这个时候我在逃回北上广。”微博网友“木团揉揉(微博)”发出这样感叹。
逃离北上广去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的浪潮还未散去，近期，二、三线城市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又引发了热议。据某网微博的一项调查，截至11月4日晚，约67.8%的投票者支持逃回北上广。
为什么逃回北上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根据某网的调查数据，排名前三的原因分别是：权势关系网，拼爹习以为常以及“吸血”的房子；而微博“回乡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也做了一项调查，主要原因分别是：不习惯讲人情拼关系，收入少，生活成本也不低。
“逃离”与“逃回”虽只有一字之差，却诠释了一种人生心态的嬗变以及一种向现实折服的无奈，两个“逃”字意味颇深：徘徊中的年轻人在“逃”什么？“逃”折射出什么社会问题？“逃”字背后暗含什么隐忧？
“逃回”镜头壹
回到老家，陷入了人情网
许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海里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鱼，虽然能看得到阳光，但是未来却很遥远。记者电话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去厦门旅行的路上，他说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会再回到北京，重新开始他的北漂生活。
2009年，带着对大城市的向往，许珂从河南来到北京，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漂族。“最艰苦的时候，我住过8个人一间的床位，后来就一直和朋友、同事合租，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有的有隔断，房租分担下来要700-800元，大都在四环以外，还在朋友那里‘蹭’住过。”
当时许珂在一家国企做计算机管理员，属于基层职位，没有编制和户口，“我一个月工资2800多元，交了房租，就只剩下生活费了，所以我基本上不攒钱，也攒不下来。”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许珂仍然坚持了一年多，他说：“我是真的不想回去，在北京我虽然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但是这边的机会更多，这里的生活更精彩，我可以追求我的梦想，生活不算太好，但我也可以接受，凭自己本事吃饭挺好的。”
然而，2011年初，许珂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逃离北京。“导致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因素很多，首先，我的父母觉得我已经26岁了，却依然只是‘漂着’，这让他们很忧心。他们在家乡通过关系给我找了份工作，是一家比较好的国企，有编制，他们甚至说，只要我回家，就给我买房子；北京当时新出台的政策也成了‘逼’走我的原因，新政策规定，纳税不够五年的非北京户口人不能买车、买房，我当时就觉得，未来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家里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是普通的企业职工，指望他们帮我在北京买房是不可能的；我住的比较偏远，每天上班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公交倒地铁，有时候还堵车，弄得我很烦躁，北京节奏太快，我觉得太辛苦了，一想到家里父母为我准备的一切，突然就觉得回去也挺好的，就这样，我就决定回去了，后来想想，其实这只是当时被家里条件诱惑而做出的冲动决定，半年之后我就后悔了。”
回去之后的生活确实安稳而清闲，但这似乎并没有能将许珂的心留在家里。“我已经决定再回北京了，这次的决定不冲动，我是认真考虑过了，与其这样过日子，我情愿出来挑战一下。”曾经“逼”许珂离开北京的原因都还在，那他为什么还要回来？他这样解释：“家乡的生活一成不变，我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为单位应酬，没事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我觉得这种毫无激情的生活状态很可怕，我很可能就这样懒下去，毫无追求；另外，父母亲戚觉得我工作稳定了，年龄也不小了，整天催着我谈恋爱结婚；更重要的是，进单位之后，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情网，好多东西都不公开、不透明，在这里，你若是想要单凭能力向上爬是很难的；家乡的生活也很不便利，晚上七八点就没公交了，休闲娱乐的选择也不多，关键是我的朋友圈主要还是在北京，在这边志同道合的人很少，能聊到一起的话题更少。这边人的整体素质也不行，干什么都不排队，开车抢道，治安也比北京差很多，让我非常看不惯。所以我想还是要回北京去，虽然眼前比较困难，但是，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的价值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当记者问他以后会不会再逃出北京时，他说会在北京长长久久地扎根下来，“经历了这些反复，才开始慢慢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公平机会的天地，一个让我有开阔视野的地方，明确了目标，我就会一直追求下去。”
“逃回”镜头贰
回到原点，总感觉没面子
回想起2006年第一次背着行李北漂，刘小海（化名）眼里依然流露着激动。“当时几个兄弟一起坐在来北京的火车上，硬座车厢里特别吵，但我一路上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都是盯着车窗外，心里很激动，也有一点点害怕，我给了自己五年的时间，一定要在北京拼出成绩。”
刘小海学的是通信工程专业，到北京后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了朝阳区一家电话局做客服。“我每天的工作内容跟正式员工差不多，甚至在工作量方面比他们的更多，但工资和待遇就差远了，正式员工除了给上北京户口，工资、福利以及升迁机会都比我们派遣员工多很多。”刘小海当时的工资加上加班费一共有两千元多一点，住在物业闲置的一个地下室房间，“虽然省下了房租，但北京的消费太高，省着省着花，每个月也只能剩下两三百块钱。”
2007年年底，刘小海交了一个女朋友。“我们感情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钱，很多正常恋人之间应该有的浪漫，我都没有给她，没有玫瑰，没有电影。”他脸上闪过一丝羞涩，“照当时的状况，我努力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北京拥有一套房子，我给不了她安稳的生活，所以我开始感到内疚，也开始担心，她会不会因为这些终有一天会离开我。”
为了改变现状，刘小海在2009年的时候辞了在电话局的工作，改去做房地产销售。“2008年的时候，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很好，我以为只要我肯拼，一定能在这一行做出成绩。没想到的是，从2009年起，国家关于房地产的各种调整政策纷纷出台，市场变得很低迷。我每天8时上班，晚上加班到9时、10时，但情况比原来更糟了。”2009年底，刘小海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了，他在火车站跟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她没有闹，表现得很平静，可能是看到我已经努力过了……”
“离开家到北京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看着，但两年后就回到了原点，总感觉特别没面子。”回到家乡的刘小海遇到了各种困扰，“走在路上遇到熟人，总是不停问这问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010年3月，刘小海进了山东济宁的一家民营企业，负责网络管理的工作。“小城市的企业没有什么竞争机制，企业内部的管理也很不规范，比如我当时的那家公司，平时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保险也没有，更谈不上任何晋升机制。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不容易，但至少有证明能力提升自己的可能，而我在那家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感觉，我现在是一个网络管理员，一辈子就是一个网络管理员，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继续说道，“另外，回家并不一定就代表找到了避风港，很多在北京遇到的问题，我回到家乡也一样得面对，比如工资问题，比如买房问题，比如交通问题，认识到这些，应该能让我做出更成熟的选择。”
除此以外，父母安排的一轮接一轮的相亲，也让刘小海非常头疼。“上一次恋爱经历让我想明白了，男人在做出一番事业之前考虑恋爱甚至结婚的问题，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但我爸妈不是这样想，周围跟我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都已经结婚，有的还有小孩了，这让他们着急得不得了。我就想啊，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安排，我这一辈子真的就定下来了，所以有几次都不得不故意在相亲的时候‘捣乱’。”
今年年初，刘小海下定决心再一次来到北京，两次北漂的心态迥然：“同样想着第一次来北京时在火车上想的东西，但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我相信这次是一次更成熟、更理性的选择。”
“逃回”镜头参
我在别的地方成长太慢
北上广以外的城市发展机会比较多？似乎很多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然而，实际到了其他城市工作过生活过的人，却不是都认同这样的判断。
2007年，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张强（化名）离开了上海，前往重庆的一家银行工作。“感觉去重庆工作性价比比较高。”张强回忆起当初“逃离”北京的那段经历，“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首先是待遇比较好，我记得当时重庆那边的银行行长专门来上海宣讲，去重庆往返的机票和食宿银行也都包了。还有就是竞争压力、物价和生活压力也相对小很多。”跟其他很多选择离开上海的人一样，张强也抱有这样的期待，“中西部地区，发展机会应该会比较大。”
张强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了重庆，然而预期却跟现实存在落差。“当时东西部差距比较大，在2007年的时候，从上海好点的高校毕业去西部地区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他说，“可是在我进入那个门以后，就感觉到，其实相比于东部地区，在这里资源会比较少，因此自身的成长会慢一些。”
2008年，张强辞去在银行的工作，去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了两年，终于辗转回了上海。“我是一个性格比较随和的人，觉得要回上海就要早回，不能一直拖着。”张强如今在上海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做房地产投资，“相比而言，上海是一个更大的平台，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机遇无处不在，资源也更为丰富，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我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他还表示，上海有很多朋友和同学，会很有归属感，而且有利于人脉资源的拓展。
“我不会再离开上海了！”在张强看来，30岁左右是一个人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年龄段和分界，“这时候我会更倾向于稳定在一个地方寻求发展。”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他充满感慨，“无论是换地方还是换工作成本都太高！”虽然他现在跟以前在银行或是云南高院的同事仍然有联系，但在他看来，这些联系更多都是回忆或友谊性质的了，对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采访的最后，他向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人在毕业后应该确定一个城市和一个行业，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人脉资源的积累和长远发展。”
“逃回”镜头肆
只有这里才能实现梦想
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上广？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答案，有那么一类人，之所以选择北上广，是他们选择的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刚回到广西老家时，赵明飞（化名）遇到了很多的不理解，“当时我爸爸妈妈特别担心，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在赵明飞心里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也更坚定了他要出人头地的决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里找了一份餐厅经理的工作，可只过了半年时间，赵明飞就决定辞掉了这份工作：“县城里人口本身就少，加上经济实力的局限，县城里的居民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整体消费客流量就不大。而我们那个餐厅所处的地段也不好，所以餐厅的经营状况一直都不好，没有什么生意天天那样待着太无聊了。”
之后不久，县城公务员的录取名单下来了，赵明飞也被通知上岗。“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男，是那种事业型的人，天生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朝九晚五的模式化生活，之前之所以报考公务员考试，也只是抱着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心态。而当时北京这边正好拍摄李亚鹏主演的电视剧《血色沉香》，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了，所以就很果断地放弃了公务员工作，再一次踏上了北漂之路。”
赵明飞这样评价在家乡的那段生活：“节奏太慢，人会变得懒散没有斗志，环境影响命运，我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于是他带着当一名导演的梦想再度回到了北京。
“我是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杀回北京。”赵明飞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他痴迷于演艺事业，并把自己的追求和方向都放在这上面。在北京的这些年，他当过演员、做过同期声录音师、做过剪辑师、还做过半年的导演助理，这些经历和经验都在逐渐成就他的导演梦。纵然在事业上遇到过不少挫折，甚至目前正处于事业上的瓶颈期，赵明飞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北京，在他眼里，“全国也只有北京才会有这个成熟的大舞台等着各种有志之人来发展”。他希望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再次成长、成熟。
专家解读
从“逃离”到“逃回”活着真不容易
针对“逃回北上广”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北京社会学研究者毕然。他认为，这个问题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规范的人口学研究或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社会调查，所以是不是构成一种普遍的人口流动趋势不太好进行总体性的判断。不过即使从现有的一些报道的案例来看，确实也体现出当前我国社会的某些问题。
毕然表示，人口的迁移总是具有结构性的原因。从“逃离”到“逃回”，反映出当前我国资源分布结构的一些特点，比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资源和机会背后的分配规则。一方面，以往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形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职业与工作地点的选择，市场已经成为塑造人们生活机会结构的主要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存在资本与权力结合、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政府垄断土地客观上抬高了房价，导致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年轻人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得不“逃离”。同时裙带主义泛滥，“拼爹”游戏盛行，挤占了普通阶层的发展空间。地方资源有限，关系网络更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城市各类资源和机会集中，开放性也高一些，竞争环境也相对公平些。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年轻人又“逃回”大城市。当然，他们还需要再次面对大城市中的生活压力。
在毕然看来，不管是“逃离”还是“逃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在逼仄的机会空间下的艰难选择。这个来回折腾的过程更令人无奈，更能反映人们生活机会空间所遭受的压力，体现出目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下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职业获得缺乏公正性、社会流动封闭化的趋势。如何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扩大人们的生活机会空间，为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提供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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